如今，西化浪潮远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来得激烈，工业化、城市化双重挤压下的乡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重拾梁、晏等志士的乡村建设理念，推进乡村经济建设和社会改良，实践“美丽乡村计划”，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更具有时代意义，尤其是新经济革新瞬息万变的当下，也将会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机遇期。

一、乡村建设运动：理想主义者的“乡村乌托邦”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值民国工业化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经建十年”，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规模大、时间长、波及广的“乡建运动”。当时在全国出现了数百个乡村建设团体和机构，大量留学美国的博士、硕士，或国内大学的校长、教授去到农村，从事乡村基层的具体建设。内容涉及政治改革、平民教育、科技推广、卫生医疗、移风易俗等。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这段历史被称为“乡村建设运动”。

“乡村复兴运动”的兴起除了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之外，更重要的是其超前的理论基础和完备的实践模式。晏阳初的总结直接明了地概括了“乡村复兴运动”的本质逻辑，他把中国农民的问题归结为：愚、贫、弱、私。乡村建设就是通过改造乡村的知识力、健康力、生产力、组织力，来战胜四大顽疾。他在定县推行的乡村试验，以及梁漱溟的“邹平试验”，都是以兴办平民教育、推广医疗卫生、推行规模生产和改革基层管理为基本内容。可惜的是，这场引人注目的温和改良运动持续不久就因抗战爆发被淹没在历史大潮当中。但是，这场开拓性实践的经验却深刻改变了中国乡村建设的基本思维和路径，尤其是后来在台湾等地的成功复制，使之成为全球化下农村建设的一条难得的出路。

二、乡村凋敝之殇：改革浪潮席卷之后的一片荒芜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伴随改革开放以来长达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双重挤压下，乡村发展反而成了光鲜的现代文明之下的暗角，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城市化吸走了乡村中的青壮年——他们既是经济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最有活力的社会中坚力量，而将“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沉重负担扔给了乡村，该事实正是在当下中国乡村与城市、底层与中产之间对立撕裂的本源。城市化造成囊括经济衰败、社会混乱、文化瓦解、空间肢解等乡村凋敝以及诸多层面的系统性困境，成了时下日渐疏离的关于乡村的无奈记忆。鲁迅笔下描写的那个时代的故乡：“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丝活气”，在时下却成了满目疮痍的现实。

另外，在城乡体制性隔离的环境下，工业化驱动成了当代乡村建设的主流，“村中厂”、“厂中村”，“田外有厂”、“厂外有田”的特征明显。不可否认，这一模式在城乡同处于改革初期的背景下，对于提高更为广阔的乡村地域的经济活力和居民收入曾经发挥巨大作用。然而，由于其自身的劣势——试图在乡村地区用低成本工业化跟城市竞争，造成乡村特色丧失、环境污染严重等一系列问题，最终逐步衰落。进入工业化后期，失去了成本优势的乡村工业，已经不可持续。

凋敝，成为我国目前乡村难以承受之殇。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双重浪潮的冲击下，一部分乡村走上了与城市相近的“繁荣”发展道路，亦代表未来乡村发展的方向，可是这样的“繁荣”真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桃花源”么？而大部分乡村则在城市的虹吸效应下沉沦，最终难逃“衰落”的命运，然而面临这样的“衰落”，我们只能听之任之？

三、美丽乡村计划：新乡村建设的丰满与骨感

当下的农村凋敝虽与梁、晏时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表征，但从本质上看，并无本质差异，无非还是解决知识力、健康力、生产力、组织力的问题，只是在现代化教育和医疗条件广为普及的背景下，生产力即产业动力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以改良、实干的办法重拾晏、梁当年的精神遗产，以晏、梁乡村建设思想为脉络，探索乡村复兴是具备可能性的。让产业下沉、让教育平等、让保障覆盖、重建社会管理机制也正是新型城镇化规划对乡村经济建设的基本要求。

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依托于“美丽中国”理念，“美丽乡村”的奋斗目标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提出。“美丽乡村”建设计划秉承和发展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治、管理民主”的“梁晏式”宗旨思路，并强调了对自然客观规律、市场经济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遵循，使乡村建设实践更加注重关注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和有效利用，更加关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更加关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更加关注农业功能多样性发展，更加关注农村可持续发展，更加关注保护和传承农业文明。

美丽乡村计划看起来确实“美丽”，但在操作和实施方面却显得十分朦胧。但总算给多年“夹缝生存”的现代乡村，带来了政策上和趋势上的转机。不管乡村经济还是城市经济，正常的轨迹本应是自然衍生和市场化变迁的，政府只能引导，终究不能起决定作用，积重难返这么多年的乡村经济和社会，复兴之路或许还是很漫长的。

四、乡村振兴战略：新兴经济浪潮带来的大转机

一直以来，农村问题都是中央一号文件关注的主要课题，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围绕乡村复兴的政策和实践已形成一股时代浪潮，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当前，随着信息化深度发展和新一代科技革命呼之欲出，新兴产业将会改变整个社会的发展逻辑，农业经济和乡村社会必然也在被改变的序列之内，新经济形态和新常态结构调整将促使乡村经济的内涵和外延大大拓展，尤其是农村互联网普及带来的商业、社会、生活、资源等的对接扁平化，将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乡村发展的原有桎梏，新兴经济浪潮或许就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转机。

（一）文化再造，重现乡村“原生态”

乡村振兴的本质，是“让乡村回归乡村”，而“让乡村回归乡村”的首要任务则是“乡土文化的再造”。曾有学者指出“当代乡村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且解决乏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乡村生活意义的被消解和乡土文化价值的被抽空”，由此可知，再造乡村文化，成为解决乡村社会问题、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关键。

从文化发展的维度来看，文化是一种历史传承。中国的乡村是我国数千年农耕文化的结晶，有着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乡村传统文化在城镇化和工业化浪潮中逐步没落，又在这一浪潮中顽强发展，看似矛盾的情况，却是乡村文化发展的惯性使然。乡村文化再造是批判性地继承，是扬弃的过程，既要传承传统文化、乡村文化的精粹，也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自我反省自觉更新。

2011年，广东艺术策展人欧宁和安徽大学副教授左靖，来到安徽省黄山市黟县碧山村，以“碧山共同体”的名义，招揽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与其他业界人士，实践“离城返乡，回归历史，承接本世纪初以来的乡村建设事业，在农村地区展开共同生活”，同时帮助村民依靠传统技艺、科学农耕和乡土文明实现经济效益。虽然，这个由社会精英引导的乡村文化再造的“乡村乌托邦”已基本失败了，但从中看到乡村文化的巨大魅力和潜力。

文化再造，还得面向现代人的田园梦想和生活需求，将乡村文化的精粹植入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才能够有广阔的市场。现在有很多开发商、文化企业和设计师走进乡村，在文化上、空间上、建筑上参与乡村再造，在保留历史记忆的基础上，运用现代乡土新理念，植入新功能，从而适应现代人生活的功能需求。这样的例子有莫干山庾村1932、无锡阳山田园东方、红安永佳河喻畈村、芜湖的香枫农庄、沂南县的朱家林村等。

（二）产业升级，实现乡村“强富美”

“让乡村回归乡村”的另一个要务是“乡村环境的保护”，而乡村环境的保护则有赖于乡村产业的升级。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乡村的一村一品、田园景观、优美环境越来越变成稀缺资源。乡村依托这些优势，应大力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变环境资源优势为产业发展优势，走出一条与城市迥异的绿色发展道路。

乡村振兴，破局靠解决乡村环境问题，出路是乡村产业转型升级：首先，通过发展特色种植业、引导养殖业布局、关闭污染企业等，淘汰落后产业，防止环境污染；其次，通过加大扶持力度、推广农业科技、推进农业增效等，带动农民生产方式转变——变“粗放型”为“集约型”；最终，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培育乡村经济新业态，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形成乡村“第六产业”。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田园综合体”是实现农村新旧动能转换的新模式，田园综合体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以空间创新带动产业优化、链条延伸，将有助于实现一二三产深度融合，打造具有鲜明特色和竞争力的乡村“第六产业”，实现现有产业及载体（农庄、农场、农业园区、农业特色小镇等）的升级换代。

（三）资本植入，激发乡村“新活力”

通过文化再造，找寻乡村的“地域基因”；通过产业升级，唤醒乡村的“美丽记忆”。充分利用文化与产业两张牌，找到乡村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比较优势，实现乡村振兴。然而，无论是文化再造，还是产业升级，都离不开资本的支持。于多数乡村而言，仅仅依靠有限的农业资本自我积累和循环，根本无法实现乡村振兴。由于田园综合体实现了“新田园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联动发展，产业经营与地产运营相结合，一时间吸引了大量的社会资本。

乡村振兴，物质基础是工商资本植入。针对目前的“资本下乡”热潮，国内的争论由来已久，尽管当前官方主流已经基本认同资本下乡，并且这一认识已在一号文件中得到体现，但在民间以及部分学者、官员中对于资本下乡的疑虑依然普遍存在，且在实际操作中，变相地侵占农民的土地、从事房地产开发、损害农民利益的事实经常发生。但是我们若将目光投向欧美，就会看到，当年如果没有城市资本的回流，就根本不会有之后的乡村振兴。下乡资本本无罪，择其善者而用之。引导多元资本植入，建立利益共享机制，才是保障村集体利益和农民利益、推动乡村良性发展的核心之举。

（四）平台支撑，打造乡村“e生活”

近年来，不管你是否意识到，“互联网+”大潮迅速席卷各行各业，正深刻影响甚至颠覆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其中，当人类社会最古老的地域（乡村）和最新兴的领域（互联网）相遇，顿时火花四溢。截止2017年6月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4%。2016年农村网购市场规模达4823亿元，同比增长36.6%。互联网+农产品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目前农产品互联网市场大约有10万亿规模。由以上数据，不难发现乡村正在遭遇从未有过的轰轰烈烈的改变。

当务之急是需要认清所处的时代，充分依托互联网平台：乡村通信设施建设先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光纤村”项目，打通宽带进村入户最后一公里；创新“互联网+农业”模式——加快推进电商下乡，鼓励发展农村电商、农产品电商、农特微商，开发农村O2O服务平台、农资集中采购及农机融资租赁平台、农村旅游体验平台。

农村电商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工业品的下行、农产品的上行以及农村金融。随着互联网＋农业的新模式不断涌现，农业电商平台发展如火如荼，互联网的两大巨头阿里巴巴和京东也开始了农村电商的布局。相信，政府和市场的双管齐下，必将给农村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全方位变革，让乡村振兴“e触即发”。

网络鲲江：依托互联网平台实现的乡村复兴

在潮州市潮安区东凤镇鲲江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不忍家乡日渐衰落、乡情日渐淡薄，由最初QQ群里聚集同乡、微博帐号宣传家乡文化，到群策群力搭建“网络鲲江”平台，利用微博、微信、QQ群，传播文化、推介物产、发布资讯、扶贫济困、凝聚乡情等。在互联网+的时代，他们借助网络平台，让乡土文化在传承中谋求创新，也让深爱着的这片热土，成为“乡愁的安放处”。

结语

如何实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新型城镇化，关键在乡村。在当前中国，乡村与城市同等重要，既然不能将所有的乡村改造成“城市”，那么就要在花大力气打造原汁原味的“乡村”。展望中国未来的乡村，还需要因地制宜，探寻乡村振兴多样而具体的实现途径